理想的幻灭与人性致复归 ——解读司马迁人生理想与人性的整合

　　今天的社会，是一个充分展示个体的社会，社会的丰富内涵充分表现为组成社会的无数个充满个性的个体的丰富内涵的总和，社会的进步就是个体自身进步的总汇。在现实生活中，个体的进步往往与社会的不断进步在很多时侯都处于一种相互脱节的状态之下，不切实际的、盲目的“新追求”、“前卫论”在现代人身上无限的膨胀，从而导致人性的扭曲，从而使人被动的处于一种过分压抑的环境中，甚至放弃自己的个体理想，从而被社会所吞没。本文试图立足于现代意识去解读司马迁这位文化巨人的人生理想、及其人性特质。

　　一.司马迁人生理想的构筑成因

　　司马迁的一生是复杂的一生，是苦难而又悲壮的一生。以“李陵之祸”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司马迁谢绝宾客，废寝忘食，竭尽全力的为朝廷谋划，以求得皇帝的赏识，他的人格特质呈现出的主要是一种蓬勃向上、力求奋进为朝廷建功立业的精神，这是司马迁一生的主旋律。后期“李陵之祸”是司马迁一生最大的事情，它极大的影响着司马迁的人生观和社会观，也是他最为深刻的感情体验。然而，不管是前期还是后期，《史记》的创作始终是一根永远折不断的弦，牵系着司马迁的人生之路。

　　“李陵之祸”之前，司马迁已开始进行《史记》的创作，但《史记》的创作是紧承父业，其父司马谈作史理想有三，一曰：“效周公，‘歌文武之德’”;二曰：“继《春秋》‘修旧起废’，为后王立法，为人伦立准则”;三曰：“颂汉兴一统，论载‘名主贤君忠臣之士’”。[1]在当时的秦汉时代，著书立说是一种文人的时代特质，在司马谈的熏陶培育下，司马迁也以修史为己任，这不仅仅是为了继父业，更是一个历史时期文人的社会责任，这种社会责任是由司马迁所处的社会，家庭，及个人三方面共同构筑而成的。

　　从社会方面来说，随着统一帝国的形成与不断发展，社会制度的不断趋于完善，特别是汉初，统治者汲取秦短期灭亡的教训，对广大的人民放松了压制。在先秦学术思想精神的影响下，汉初文人学士承战国游士馀风，一般都积极参加现实政治生活，并从现实政治需要出发，建构自己的人生理想，文人学士都积极要求展示自己，实现“立德，立言，立功”的理想。当然，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司马迁自然也受其影响，积极确定自己人生理想，即建功立业，实现人生价值。

　　从家庭方面的影响来讲，首先在司马迁少年时代，就倍受父亲的宠爱，司马谈就给司马迁遍请名师，自然“年十岁，而颂古文”。在司马迁青年时期，在父亲的支持下“二十而壮游”，加之司马世家的显赫(相对而言)，造就了司马迁自负的青年时代。[2] (P146)其后接受遗命时，司马谈嘱咐： “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令，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颂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令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太史公自序》)司马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太史公自序》)司马迁又说：“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报任安书》)等等，无不透露出司马迁著《史记》的家庭原因。

　　正是由于司马迁青年时代的自负，与中年时遭遇“李陵之祸”的反差，使司马迁对人生及社会的看法，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其改革社会的理想趋于幻灭，对待人生“忽忽若狂，痛不欲生”。然而，此后司马迁人生理想的社会性是怎样的呢?从《报任安书》中“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是想通过考察历史来把握历史演进的内容，认识治乱兴衰的规律，为西汉一统的封建政权寻求长治久安的“治道”。[3] (P340)因此可以说司马迁还是对封建社会还抱有希望，其理想还是有一定的社会性，如果要分个多少的话，正所谓“立小德而立大言”。“李陵之祸”后他对政治活动已经没什么能力，“今已亏刑为扫除之吏”，其实正是司马迁对于不能在仕途上“立业”的无奈。

　　面对这种无奈，司马迁表现出了一种超然的姿态，按照马斯洛人本哲学的观点，把人的需求分为基本需求和特殊需求，如果把司马迁人生理想的社会性当作基本需求的话，那么其人生理想的个体性就可称之为特殊需求，这个特殊需求便在司马迁的需求中起到关键作用。司马迁经历了生与死的抉择，最后接受了“宫刑”这对于司马迁来说，又是一场深刻的心理体验。这种解脱与体验，正是后来完成《史记》所必须的。

　　总之，从“李陵之祸”后看司马迁，司马迁其人生理想，以著《史记》为线索，集中体现为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的三句话：“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意即“立言”。从几千年的历史来看，《史记》的影响体现了司马迁人生理想的最终实现。

　　二. 司马迁与封建社会背景下的人性内涵

　　人性，指人类的共性.。同“神性”，“兽性”，“非人性”，“反人性”等概念相对，即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人性总是具体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社会集团中由于不同的社会环境和不同的文化素养，心理特征等原因，它有着不同的表现和演变。人的本质在其客观现实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在封建社会背景之下，人性的意义就很自然的赋予了深重的传统的人文内涵。早在先秦诸子时期，人们已经开始对自身进行思考，从一些思想争论中便可窥见中国人关于人的意识的觉醒的痕迹：道家主张绝圣弃智，即灭欲;老子说‘罪莫大于可欲’;法家主张用刑赏制欲;儒家主张用礼节欲;孔子教育学生的口头禅就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倡导养心节欲，他说‘养心莫善于寡欲’。[5] (P405)虽然诸子们都主张节欲，但他们的主张的确表明了先秦诸子们思考人性的问题的开始，到了汉初，从统治者的利益出发，董仲舒改造成了一套防范人性的理论，提出用三纲五常的道德礼教来“熏陶”人性，所以当时人的意识是只在“纲常之理”的允许范围内存在和与其共生的。因而所谓的人性就被深深的覆盖了一层厚厚的“纲常”之气，这就是封建社会下的人性内涵。

　　司马迁所生活的年代，正值“百家争鸣”后“独尊儒术”时期，是思想的“九九归一”期，人的思想观念在一种强制力的作用下，逐渐转入到只信奉儒学的道路上来，在这种情况下，人性只是在一种强制力下存在，其共性也就带有封建专制性质。在这种人性氛围下，司马迁怀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宏大抱负，以渊博的学识，构筑了《史记》这个庞大的“人的世界”[6]，偏重于人文精神气质的凸现和揭示，以自己空前绝后的见识，评价历史人物，真实、客观富于人情化的复述了人的精神、价值观、人性的优和劣，命运及生命意义的有关问题。 前面说到人性又是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受不同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素养，心理特征等原因的影响，人性又存在不同的表现和演变。而在司马迁所处的环境中，“李陵之祸”这一客观事实的发生打破了原有的模式，从而展示出司马迁“超然”与不平凡的特征。事实上，从《史记》的影响来看，无疑，它所蕴涵的从更深更广的领域里关注人本身的这种观点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也就是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宏大报负，真正的更为深入的得到实现。虽然这一过程是漫长而又充满着复杂性，但最终司马迁在整个封建社会背景下，他的超然的个体意义得到二度重现，这比其在“李陵之祸”前对人性对世界看法的基础上实现其人生理想要更有价值的多。

　　同时，儒道精神作为一种时代思想也深扎于司马迁人性特质里，儒家理论作为一种具有强烈人文主义精神的德育理论，在儒家文化思想中，人就是努力统一于社会的人，它的目标就是“内圣外王”，即通过人性的修养来实现社会秩序。因此人性与社会精神自觉的趋向和谐，这种和谐是一种封建社会背景下人与社会的共同作用和相互作用的结果。道家崇尚至纯至真，一切顺其自然，“见素抱朴”，道家所谓“真人”并非一个单纯的道教术语，作为一种理想人格，并非是一般人无法实现的，道家虽然没有在封建社会思想体系中象儒家思想那样被尊为“领袖”但作为儒家思想的补充，在封建社会背景下人性的完整也是不可或缺的。如果说儒家追求的是人在社会中和谐共生的话，那么道家追求的是人在自然中的和谐共生，这样以来，儒和道不正是人的个体性和社会性的统一吗。先秦儒学和道学对司马迁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仅从《史公自序》中‘论六家要旨’ ：“太史公愍学者之达其意而师悖，方论六家之要指曰：〈易·大传〉：‘天下一致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也，直所以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着此看来至少司马谈是很重视各家兼顾的，当然这一思想理所当然的影响到司马迁，对于司马迁，则是在各家兼顾的基础上受影响最深的是儒道之学，并且儒和道在司马迁身上达到了一种和谐共生，或者说是平衡，即在其追求社会理想在遭受幻灭时，及时从自然，从人的本质出发，实现人本来的本质，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也正是儒与道的兼顾，才使司马迁在“李陵之祸”后，显示出大智大勇，大仁大义，并在此基础上完成《史记》的著述。

　　总之，在封建社会背景下，由于所处的特定的社会环境， 由于特殊的社会人性特征，由于“李陵之祸”，由于“李陵之祸”后司马迁对人生、对世界的看法的变化，在司马迁身上表现出一种与封建社会或者说封建社会背景下被强制的人性特征的对抗。

　　事实证明，对抗的结果是司马迁在这种扭曲的状态下，既坚持了自我，又实现了人性的复归，这虽然不能上升到中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对人的自身的肯定，以及实现人的自由的要求的程度，但这毕竟是在封建社会，司马迁的作法可以说是献身设法，为后世文人提供了一条可借鉴的人性复归之路。可以这么说，中世纪欧洲是资本主义要求的赖以生存的土壤，而司马迁人性的复归所体现的仍然是封建主义需要的更加肥沃的土壤，这一点二者是永远不可能并驾齐驱的，这也许就是具有封建主义特色的东方人文主义。

　　三.司马迁个体理想与人性的整合

　　上面提到以“李陵之祸”为界，司马迁人生理想具有个体性和社会性，从根本上讲，司马迁毕竟是司马迁，其社会背景下的那种人性特质并没有完全消失，而且也是不可能不留一点“后遗症”。司马迁既不是奴隶社会的司马迁，也不是现代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社会的司马迁，而是生活在封建社会的司马迁，生活在一定社会背景下的人就一定会有社会根基镶嵌在人性内层，只不过。这种社会性特征，在司马迁身上被幻化在一种个体理想之中，即把对封建社会的希望寄予在《史记》里面，企图通过《史记》来实现自己人生价值。在当时封建社会背景下，司马迁将其社会理想整合于自我当中，看似是个体化而实际上是一种很完美的二者的结合体，以个体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在当时，或者说在封建主义背景之下，人始终处于一种扭曲和压抑的状态下，在司马迁人生历程中，不仅仅是由于“李陵之祸”，即使没有“李陵之祸”，司马迁也同所有当时，或者说整个封建时代的文人一样，处于一种人性的扭曲的状态下，而恰恰是“李陵之祸”使得司马迁得以在那种扭曲了的牢笼里脱颖而出，实现了“超我”。

　　首先从个体性看，司马迁在“李陵之祸”前，其人生理想同诸多文人一样，建功立业，扬名后世，这是一种时代特征的表现，也是一种积极入世的表现。在“李陵之祸”后，虽然受到一定打击，但司马迁以“超然”自我的勇气，成功实现了与扭曲人性的封建社会的对抗，这种始终具有的“入世”的精神状态是保证司马迁最终人性复归的根本，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司马迁把个体理想与当时社会的强制秩序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天衣无缝，从而实现自我理想达到人性复归。这种整合首先是基于司马迁个体的积极“入世”的结果，是司马迁自觉意识的结果。

　　其次，从社会性看，浩然正气与弘毅的人格是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的重要特征。在这种时代特征下，社会对个体的“超然”于社会，独立自我的人格是认可的，特别是当个体遭受不幸的时候，或者说个体不能通过正常的模式实现建功立业的愿望时，这种人格精神就会发挥其潜在的力量，影响着个体克服任何困难，最终实现自我的生命价值。

　　不论是个体积极“入世”还是特定时代精神对个体的接纳，都充分说明了个体理想与人性的最终归一，但对司马迁而言，是一种完美的整合。从司马迁的理想、司马迁的人性复归及司马迁最终理想与人性的整合的浅析中，无不透析着这位文化巨人的人格魅力，从司马迁身上所体现的中华民族精神和民族意识及东方人在长期封建社会特质下的人文精神来看，无不显示着东方文化精神的无比的震撼力，不论是对人性还是对某个个体，还是对整个人类社会，都是有着很深刻的影响力的。

　　本文仅从人性意义上解析司马迁理想，笔者认为司马迁个体理想与人性最终达到完美的整合这是建立在司马迁人生理想的个体性和社会性的相互补充的基础上的，其中从心理学角度讲，司马迁本身体现出了极强的自我调节能力，“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些不得不使现代人给予深刻的反思。然而更多的现代人总是在忙碌着追求着所谓“前卫”，从而人为的抛弃了传统的美的东西，以至于现代人的人性素质整体贬值，这是一件可悲的事情。本文企图通过对以司马迁人生理想以及人性整合的反复辨析，以唤起现代人人性意识的觉醒。

　　(指导老师韦爱萍)

　　参考书目：

　　[1]徐兴海.《史记》中的情感流露[A].司马迁与史记论著[C].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

　　[2]徐兴海.司马迁的创造思维[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3]张大可.试论司马迁的一家之言[A].史记研究[C].甘肃：甘肃人民出版社

　　[4]辞海[Z].上海：商务印书馆，1989年

　　[5]张大可.司马迁经济思想论述[A].史记研究[C].甘肃：甘肃人民出版社

　　[6]郑梁生.司马迁的世界——司马迁戏剧性的一生与《史记》的世界[M].台北：台北出版社，1977年